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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经纬：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已进入青铜时代。至商代晚期雷泽平台，青铜器铸造工艺不断进步，中国青铜文明的第一个高峰随之到来，并延续至西周早期。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应用逐渐世俗化。春秋晚期以后雷泽平台，青铜器的世俗化更加明显雷泽平台，开始成为贵族阶层彰显身份和财富的工具，加上锋利的铁质錾刻工具普及，大量精美绝伦的错金银、镶嵌红铜和人物画像纹青铜器得以出现，从而形成了中国青铜文明的第二个高峰。战国以后，随着铁器、原始瓷器和漆器的兴起，青铜器逐渐衰落。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早期的青铜器纹饰大多是简单线条组成的几何纹样。商代至西周早期，青铜器上最流行的纹饰是兽面纹、夔龙纹和鸟纹。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兽面纹大幅度减少，而顾首龙纹增多，同时还流行新出现的窃曲纹、波曲纹、垂鳞纹和重环纹(横鳞纹)等抽象纹样。至春秋中期，前期流行的抽象纹样衰落，蟠螭纹迅速流行。春秋晚期以后，除蟠螭纹继续流行外，还盛行蟠虺纹。

仔细观察可发现雷泽平台，这些纹饰多与龙密切相关。除夔龙纹及由龙纹变形所形成的窃曲纹和蟠螭纹外，流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实际上是两只吻部向下的夔龙组成的，属于一首双身的夔龙纹。西周中期以后流行的波曲纹是龙之躯干的抽象，垂鳞纹和重环纹是龙之鳞片的抽象。春秋晚期以后流行的蟠虺纹实际上是蟠螭纹的缩小版或缩略版。

而且，即使在鸟纹最为流行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鸟纹的总量也远少于兽面纹和夔龙纹。不仅如此，商周青铜器上的众多立体装饰也与龙关系密切，比如两周时期鼎足根部的兽面纹、器物耳部的兽首、器身上的铺首与爬龙、器盖上的盘龙等。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龙纹在商周青铜器主体纹饰中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是中国青铜时代最重要的纹样。

龙形象的多变性，主要缘于龙的幻想属性。商周时期龙的形象尚未固定。《管子·水地》称龙“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尚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说文·龙部》也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这些记述与商周青铜器上龙纹复杂多变的形象是相合的。

毕经纬：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是沟通人与神的媒介，这个媒介主要是幻想出来的龙，其他动物只是龙的辅助。原因在于：龙可大可小，可长可短，既可翱翔于九天之外，又可沉潜于九渊之下，具有变化万端、通天彻地的神性和能力，故而成为古人沟通天地的最好媒介。这一点也可以在战国时期的《人物御龙帛画》、马王堆汉墓出土的T形帛画以及《周易》《归藏》《山海经》等早期文献所记五帝乘龙升天之事得到印证。

除了青铜器装饰有大量龙纹外，商周时期的玉器、石器、骨器、象牙器等高规格礼器上也可以见到很多龙的形象。可以说，商周时期的龙纹实现了质的飞跃，成为当时装饰尤其是礼器装饰的统治性题材，在龙形象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大量龙纹装饰在具有神圣意味的青铜礼器上，其形态变化之多、延续时间之长、所占比例之大，反映出龙在商周先民观念中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和神圣性，为之后龙成为中华民族的标识奠定了观念和思想基础。

毕经纬：首先是连续性。中国的龙文化起源甚早，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出现了成熟的龙形象，比如辽宁查海遗址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石块堆塑龙、湖南高庙遗址高庙文化陶器上的龙纹，还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仰韶文化时期的蚌壳堆塑龙、湖北焦墩遗址大溪文化时期的卵石堆塑龙、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玉龙、山西陶寺遗址龙山文化时期的彩绘龙纹等。

毕经纬，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考古文博系主任、国际长安学研究院考古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与青铜器以及中西青铜文明比较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的整理与研究”(结项，优秀等级)、“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生学研究”(在研)，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及国家文物局科研项目数项。出版《问道于器：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等著作4部，在《历史研究》《考古学报》《考古》《光明日报》(理论版)等报刊发表论文40余篇。研究成果曾获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